在韓國的生活，像一株花被重新移植，首要的就是紮下生存的根鬚。
工作、語言、日常的齒輪艱難地咬合轉動，待一切終於運轉出穩定而規律的節奏時，心底那點關於舞台、未曾熄滅的念頭，便又開始騷動。
我開始學著尋找同好會。
在首爾這座龐大的都市裡，總有一些縫隙，棲息著不甘於只做觀眾的靈魂。我找到一個業餘劇團，由一群職場人組成，成立於 1997 年——那年，我獲得「最佳表現演員獎」。成員來自各行各業，白天是會社員、工程師、生意人，夜晚與週末則聚在一起，將生命的一小段時光託付給排練場。
然而，這次的挑戰，與過往任何一次都不同。我的韓語，應付日常工作與生活對話已游刃有餘，但舞台演出是另一回事。它需要的不僅是正確，更是精準的情感張力、微妙的語氣頓挫，以及深植於文化脈絡中的潛台詞。
我更恐懼的是「意外」。
萬一忘詞，萬一對手演員的節奏出現偏差，萬一我需要救場或即興發揮時，我那非母語的腦袋，能否瞬間組織出恰當而流暢的語言？這份疑慮，像一道透明的牆，將我牢牢地隔在幕前之外。
於是，我自然而然地堅持守在幕後。我樂意做場務，搬道具、貼地標、擦座椅；我享受坐在門口負責票務，看著陌生的面孔懷著期待入場。我覺得這樣很好，能以這種方式留在劇場的氛圍裡，已是恩賜。
但我天生是出頭鳥。團裡的夥伴們似乎總覺得，我應該嘗試更多。於是，我被慫恿拿起麥克風，在演出前向觀眾致意，用我精心練習過、力求清晰的語句，成爲連接舞台與觀眾的第一道橋樑。接著，又有人說我可以試試負責燈光，我便坐進了控制台，注視著演出，在按鍵上切換。
於是我覺得自己好像會飛了，野心便在這種虛幻的翱翔感中悄然探頭。既然我能以司儀的身份站出來，既然我能用燈光觸摸舞台的每一寸肌理，那麼或許有一天，我還真的能尬上一角。
過去那些甚麼「我沒有長相」、「不願爲小角色苦等整晚」的話，在異鄉的語境裡，忽然有了被重新審視的餘地。
在這裡，我最大的「劣勢」，反而可能成爲最獨特的「優勢」：我是一個外國人。在一個絕大多數角色都由本國人演繹的舞台上，「外國人」本身就是一個鮮明的標籤，一個充滿故事性的設定。
我其實不需要去競爭標準韓語與典型的本土氣質。要是有天需要一個帶著異國口音、文化背景迥異的角色，哪怕多微不足道，其存在本身就可能爲劇情增添一層真實的質感與鮮明的對比。這與在馬來西亞時，僅僅因爲「不夠像主角」而被邊緣化的處境，截然不同。
這種認知上的轉變，悄悄修正了我對「角色份量」的計較。我第一次切身意識到，舞台的廣度遠比我想像的更遼闊。它不僅能容納一個標準的敘事，也能容納我這樣帶著地理遷移痕跡的個體生命。
但，這樣的機會也可遇不可求。
